历史的巧合：鲜为人知的另一个“九一八”

编者 本文转载自郭辉著的《四野战事珍闻全记录》，仅供交流，不代表本号观点。

沈阳突然冒出了中国军队

抗战胜利后，最早动身进入东北的人民军队是驻在河北一带的冀热辽军分区。

当时，担任冀热辽军分区的司令员兼政委是李运昌。他生于河北乐亭县，早年深受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影响，并由李大钊介绍，于1925年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说来，李运昌和林彪还是同批的同学呢，只是学的专业不同，相互间没有什么来往。同一年，李运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曾参加过秋收起义，并在刘少奇领导下的满洲省委搞过地下工作，对东北十分熟悉。

1945年8月12日，即延安总部发布第二号命令后，李运昌立即在河北省丰润县大王庄举行紧急会议，成立了“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

8月中旬起，在“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先后有8个团、1个营、2个支队，共计13,000多官兵和2,500名地方干部，兵分三路、悄无声息地开往了热河和东北。

西路由第14军分区司令员舒行、政治委员李子光率领第13团、第16团一部和北进支队共约2,000人，于8月中旬从冀东平谷出发，经兴隆向热河、承德、围场进军。中路由第15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政治委员宋诚率领第11团及青（龙）平（泉）支队共2,800余人于8月17日经喜峰口向热河、平泉、凌源、赤峰、朝阳进军。东路由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领12团、18团和一支朝鲜支队共约2,500人，于8月20日从抚宁地区出发，经石门寨、绥中，向锦州、沈阳方向开进。李运昌的前方指挥所及军区第二梯队3个团、1个营共约3,000人，随东路部队之后跟进。

当时正是盛夏雨季，道路泥泞，河水高涨。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留守在东北沿途的日军和伪军仍蹲在据点里，等待国民党军队接收。三路北上部队目标明确，直奔指定地点，沿途也顺便攻打不肯让路之小股日伪部队，以便为以后的行动打通道路。

在这三路分队之中，西、中两路都顺利抵达指定地点，而前进最为艰辛、做出贡献最大的当数东路的16军分区所属部队了。

当日，曾克林、唐凯带领2,500余人一路北上，昼夜兼程，连续拿下海阳镇、双旺镇、台头营、张各庄、柳江、石门寨等小据点。8月28日晚，一道高高的城墙挡住了去路，曾克林乘着夜色举目而望，但见“天下第一关”五个雄浑的大字。

原来已到了山海关。现在，他们与东北只有一墙之隔了。然而，山海关却并不好过。日伪军的旗帜仍然垂头丧气地插在城头。

“此处自古就是险要之地，易守难攻。”曾克林对身边人说道，“我们还是另找出口吧。”一行人只好绕往九门口一带，乘着夜色跨出万里长城，踏上了东北的黑土地。

此时，一轮明月斜挂半空，路旁的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唐凯忽然对曾克林说道：“既然山海关易守难攻，我们更应想办法夺下来。”

“可是我们装备不行，人员又少，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到沈阳一带站住脚跟。”曾克林摇了摇头说。一行队伍在夜色中继续行进。

行至8月30日，大约上午9时许，忽见得山海关通往沈阳的公路上烟尘滚滚，两辆吉普车和三辆卡车带着三门大炮迎面而来。

曾克林心中一惊，在此关头，遇到敌兵可不是好事情！正犹豫间，对方已走到数百米之内，再一看，车上的士兵身材高大，个个手握钢枪，头戴五角星，原来是苏联红军。曾克林这才转惊为喜，忙走上前去，带头鼓掌，以示欢迎。不想那些苏军车辆嘎然停住，哗啦啦一阵响，苏联红军战士个个架起机关枪，近70名苏军人员对着曾克林的队伍怒目相视，如临大敌。

曾克林不敢马虎，忙喊话打手势解释，可苏军人员却毫不理睬。原来，这些人不懂汉语！

好在不一会儿，跟在后面的一名翻译走近了，得知对面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遂于两军间几番奔跑解释，苏军人员立即收起武器，跳下车来，满面笑容地与曾克林等人相拥在一起，欢呼声响成一片。中苏两国的马列主义军队就这样富有戏剧性地在长城脚下首次会师了。

欢聚之中，曾克林看着苏联红军的火炮，眼睛突然一亮：何不借助苏联的力量拿下山海关呢？苏军少校营长伊万诺夫得知曾克林的想法稍作犹豫就答应了。

8月30日下午17时，苏军炮火对着仅有2,000日伪军驻守却拒不投降的山海关一通轰炸，曾克林带着16军分区的官兵们冒着纷飞的弹雨，于晚上21时终于拿下了这个号称“天下第一关”的战略要地。

曾克林满怀喜悦，在山海关由卫戍部队接管防务后，长驱北上，于9月4日抵达锦州，随后改乘火车，直奔沈阳。

就在曾克林跨过山海关前后，另外还有两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已开始了在东北的活动。

一支是周保中、李兆麟领导的抗联队伍。他们早在东北沦陷之初就已在那片黑土地上独立坚持着抗日斗争，曾涌现过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英雄人物，后因在实力上与日军相距甚远，含恨退入中苏边境地区。苏联对日宣战后，他们又乘势而起，一部分人帮助苏军侦察敌情、担当向导，另一部分人则进入牡丹江、佳木斯、黑河等地协同苏军参战。

还有一支则来自山东军区。8月26日，山东军区胶东区党委派出陈云涛等人先赴大连侦察形势，随后又派出吕其中、邹大鹏率一个营的兵力，从烟台渡海进入辽东半岛，并于30日攻占了庄河县城。

在东北活动的中共小分队经实地侦察，及时向中央报告了东北的形势：苏军只占领了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我军完全可以进入东北农村立足和发展。苏军对中共部队在乡村开展的活动并不干涉。

中共中央此时也在谨慎地考虑进入东北的部队如何行动的问题。几经研讨，中央决定不为苏联红军增加负担，尽量不去破坏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的各项条款。8月29日，中央向各地下发了一份急电：“由于苏联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北。我军进入东北后，苏军必不肯和我们正式接洽，给我们以帮助。”所以，各个进入东北的分队应采用东北地方军或义勇军的名义，不要对外声张，要少说话多做工作，放手去控制广大农村和苏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尽量走小路，不要坐火车，也不要勉强与苏军正式接洽或请求帮助。只要苏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们的行动就好。

但由于当时的通讯设备落后，曾克林却没有接到这份电报。他带着队伍光明正大地坐在火车上，打着红旗，敲着锣鼓，车厢上还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

9月5日，这列火车载着第一支进入东北的中国军队抵达沈阳。

车刚停稳，驻在沈阳的苏军守卫部队一阵慌乱，马上进入戒备状态，随后他们带着紧张的表情将这列火车四周包围起来。苏联人不知道这一火车的中国军人是从哪来的，是来干什么的。所以，他们把住站台，死活不许曾克林的部队下车。

曾克林只好带着几名随从人员前往会见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耐着性子解释说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前来接收东北。但卡夫通一脸冷漠，断然拒绝了曾克林，因为苏军已接到命令，必须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

带着一路风尘赶到这里的曾克林，心中顿生凄凉之感，继而又愤怒起来：苏联的共产党为什么不帮助中国的共产党，却要帮着国民党？

带着怒气，曾克林第二次又去了苏军司令部，但苏军表示没有回旋余地，又把他们赶回了火车上。

唐凯见曾克林屡屡碰壁，也不禁动了怒。他一把拉起曾克林：“走，这次我跟你去！我就不信，苏联人为什么一点都不讲道理？”

两人进了苏军司令部就与卡夫通将军争执起来，双方各执一词，互不让步。激动之时，唐凯猛地卷起袖子，冲到卡夫通面前，指着自己在刚参加革命时刺在胳膊上的五角星和镰刀斧头标记，大声喊道：“你睁大眼睛看看，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咱们都是共产党！”

看到唐凯胳膊上的图案，卡夫通深陷的蓝眼窝里闪出了晶莹的光，在两种不同语言的交锋中，经过翻译后传达的意思已大打折扣，而这个图案，在卡夫通这位自1919年就入了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心中，是如此的亲切和神圣！他的语气随着眼光一起变得温和起来了。最终同意曾克林率领这支队伍走下火车，但暂时只能驻扎在距沈阳市中心30公里以外的苏家屯地区。

尽管曾克林对苏联红军的安排并不满意，但毕竟还是得到了一个立足之地。他回到火车上立即命令全体人员下车，结队开往苏家屯。一路高唱着革命歌曲，声传十里之外。

当时正值傍晚时分，市民们得知八路军已来到了沈阳，不禁奔走相告，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走上街头，欢声雷动，万人空巷。

卡夫通得知此情，异常感慨：这才真正是共产党的军队呀。他突然感到自己刚才的安排似乎有些不当，于是急派两名上校军官追上曾克林，让他们不必出城了，直接驻扎到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去。

就在此时，莫斯科得知正有大批美军士兵已于9月5日在青岛、天津、秦皇岛等地登陆，目标直指东北。斯大林也不禁心中恼怒，蒋介石这是明目张胆想让美国人来抢占苏联在东北的“胜利果实”。于是，他暗示驻沈苏军，可以对八路军进入东北持有更为宽松的态度。

9月7日，驻沈苏军邀请曾唐二人到苏军司令部去商谈工作。双方会谈融洽，苏军对八路军到东北来协同作战表示愿意合作，但由于已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条约，建议八路军最好不要公开身份。

曾克林经向尚未到来的李运昌请示，将八路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随后以半公开半合法的地位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解除了市内的伪军、宪兵以及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武装。接下来，又兵分五路，向辽宁各地辐射，以同样方法对其他市县实行接管。

9月14日，李运昌带领的5,000多人的大队伍也抵达了沈阳，受到了曾克林部队和苏军部队的欢迎，但曾克林并没有前来。李运昌一问才知道，曾克林已陪同苏军代表去延安了。

原来，曾克林的队伍驻扎沈阳后，就热火朝天地在辽宁地区展开了动作，他们打开日本关东军的军火仓库，四处招兵买马，部队迅速地壮大。跟随苏军重返东北的抗联部队也很快在周保中的带领下与曾克林取得了联系。而他们的这些行动很快就给苏联红军引来了外交困难，美英各国纷纷指责苏联人不守信用，国民党也极其不满。

苏联红军面对困境，在东北抗联人员的建议下，驻在长春的苏军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决定派飞机送两名苏军代表与曾克林一起去延安与中共中央商谈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飞机于9月14日起飞，中途在多伦加油休整后，于15日抵达延安。下飞机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带着伍修权正站在机场上招手致意。

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苏方代表贝鲁罗索夫向朱德总司令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四点声明：第一，按照红军统帅部指示，蒋军与八路军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第二，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第三，因八路军单独部队已到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红军统帅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红军占领之地区；第四，未得红军允许进入满洲之国民党部队，已被红军缴械。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人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宣读完正式文件，贝鲁罗索夫突然松开了紧绷的表情，面含笑意地对朱德说：“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特意让我转达一条口信，元帅本人不论对总司令个人、还是对八路军都抱有深厚的同情之心。”

朱德连连点头：“谢谢元帅的关照，愿中苏两国共产党的友谊永在！”

这个时候，独闯沈阳的曾克林正在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上作报告。他见到刘少奇、任弼时、彭真、陈云、康生、高岗、李富春、博古、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聚精会神地关注着自己，不禁热血沸腾。

临时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等人立即做出了决定：第一，马上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陈、伍三人即刻动身随苏军飞机去沈阳。“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第二，从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在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绝不要经过有红军驻扎的地方，并且一旦进入满洲境内，即须使用满洲本地番号，销毁八路军原有的证件。”只有用东北地方部队的名义和非共产党的面目，才有可能得到红军的帮助。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和煦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王家坪。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亲自前去会见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朱总司令交给他一封信，请他转给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主要内容是：第一，贵使贝鲁罗索夫中校来此，得悉国民党军及八路军均须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在红军撤退后方得进入满洲；第二，现按照贝意，命令进入沈阳、长春、大连、平泉及满洲其他各点之八路军各部队，迅速退出红军占领地区；第三，在热河、辽宁之各一部，自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之八路军仍留原地。

随后，刘少奇对贝鲁罗索夫说：中共中央准备派几名同志前往沈阳与苏军联络，希望能搭苏军的飞机一起走。贝鲁罗索夫很痛快地答应了。

9月17日，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及报务、译电员各一人，肩负着重任，与曾克林、贝鲁罗索夫乘苏军飞机从延安起飞，向沈阳飞去。

当飞机抵临山海关机场时，飞行员通知大家：请小心坐好，飞机准备在这里降落加油。

大家不禁一阵兴奋，或许在这里还可以远眺一眼山海关的雄姿。正说笑间，突然飞机一阵剧烈的抖动，大家纷纷被甩出座位，陈云顺势向窗外一看，忙喊：“不好，飞机怎么开进稻田地里了？”话还没喊出来，自己已被飞机的惯性推进了驾驶室里，见到飞行员正在紧张地挽救着。

终于，飞机嘎然止住了，所有人又向前冲了一下。此时，机舱中已乱成一团，大家被摔得晕头转向。由于飞行员的操作失误，飞机在跑道中段落地时，冲出了跑道。

飞机一停稳，驻守山海关的士兵迅速赶来救助了。经检查，伍修权和报务、译电员以及曾克林都受了轻伤，彭真轻度脑震荡，叶季壮因为被翻滚的油桶压在下面，伤势较重一些，只有陈云最幸运，一点伤也没受着。

经过简单的处理后，大家于次日改乘火车前往沈阳。

当日，火车如期抵达。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住进了原张作霖的“大帅府”。

这一天正是9月18日。当年日本人在这一天发动事变强占了东北，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东北的核心机关又在这一天驻进了沈阳。

历史经常会在无意之中，制造出令人回味无穷的巧合。

东北局在沈阳站住了脚跟，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下令全国各地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地方干部共计11万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速往东北。一支日后叱咤神州的英勇部队——第四野战军的前身东北人民自治军由此破壳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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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板报

“E·T”：老爸今年92岁，听他说之前当兵是国军35军，起义后改编为四野49军，参加了衡宝战役、恭城战斗和十万大山剿匪（有证书），后部队在广西玉林驻扎，55年授衔后复员转业到广东省茂名市。请问，四野49军有无0235师这个番号？

“逆龄”：很想联系信息板报中的“E.T”，他父亲应当是我老领导父亲的战友。转发我领导的留言：0235师即是我父亲所属五十五军215师即49军145师，文中讲剿匪，玉林都是我父亲参加的，我父母驻军即在玉林，小时在玉林读过一年级。此文作者父已九十多了，很想告知他们老部队的情况。怕迟了来不及了。

“漁家傲”：今年八月份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还有活动吗？

“老兵”：寻找父亲陈同真(小骆驼)的亲密战友李可效伯伯，父亲天津人，部队政委是邓华首长，入朝作战后回地方(河南养病)，联系电话[phone]。

“闲云野鹤”：俺是四野二代嘀，俺爹原是四野政治部政治处干事，听俺爹讲当年处长是王德全，副处长是查全伦，俺现住上海，有四野政治部子弟群吗？

“峥嵘”：请问有没有四野43军128师军乐团的子弟（1952年前在师军乐团的老战士）

“Jack Song”：谁有43军1951年至1955年我父亲宋奇悦（湖北鄂城华容人）在海南文昌43军海岸警卫队的服役父辈的照片或合影照片吗？联系方式13911380107。

“红猫”：想找一名军人的下落，他是我们的大伯，可以帮帮忙吗？谢谢！黄兆棠，大概一九三〇年左右出生，籍贯广东台山白沙，当年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通讯独立营。当年我爷爷去军队找过他，当时他出去了没见着，然后就没有消息了，有人说在抗美援朝的队伍里见过他，之后就没有消息了，其他就没有了。他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依然健在，始终念着他。我爷爷和我爸及两位伯父都曾经参加了解放军。

时光匆匆，往事渐渐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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